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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人。引領西北望，則白雲山之岩石，黃紫蒼灰，無色不備，真是一個很閒適的早晨。”

1934年，郁達夫時已定居杭州。年初某日，他一早起來感到“鬱悶無聊”，便外出散步。他在日記中說：“錢塘江水勢已落，隔江棧橋，明晰可辨，錢塘江橋若落成，江干又須變一番景象了。西湖湖面如一大塊鉛版，不見遊人船隻，人物蕭條屬歲闌，的確是殘年的急景……心胸不快時，登吳山一望煙水，確能消去一半愁思，所以我平均每月總來此地一二次。”

1928年夏天，郁達夫從杭州北上避暑，在北平逗留月餘。8月25日日記記：“昨晚為中元節，北海放荷花燈，盛極，人也擠得很。晚飯後回來，路上月明如晝，不意大雨之後，卻有此良宵矣。”

錢穆有野趣之好。在西南聯大時，他平時住在昆明郊外僻靜的縣裡，除到昆明授課外，便是獨居著書，用一年時間寫了洋洋50萬言的《國史大綱》。陳寅恪曾來這裡一遊，笑道：“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錢穆後轉投成都的齊魯大學，同樣選擇城外三十餘里的一座孤宅。他函告學生：“鄉居最愜吾意。”

錢穆與錢鍾書家有舊。楊絳和錢鍾書訂婚後，1933年秋天從無錫北上清華讀書，錢穆則在燕京大學教書，錢鍾書的父親便把楊絳介紹給錢穆同行，以便有個照應。兩人一路無話，楊絳回憶說：“我們買的是三等坐席，對坐車上，彼此還陌生，至多他問我答，而且大家感到疲憊，沒有什麼談興。”車過蚌埠後，窗外一片荒涼，“沒有山，沒有水，沒有樹，沒有莊稼，沒有房屋，只是綿延起伏的大土墩子。”楊絳嘆氣說：“這段路最乏味了。”錢穆卻說：“此古戰場也。”錢穆告訴楊絳，哪裡可以安營，哪裡可以衝殺。楊絳說：“儘管戰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曬乾了，我還不免油然而起了弔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離開這片遼闊的古戰場。”

汪曾祺在高郵縣城讀初中時，護城河沿河栽有一排很大的柳樹。汪曾祺說：“柳樹遠看如煙，有風則起伏如浪。我第一次體會到什麼是‘煙柳’、‘柳浪’，感受到中國語言之美。可以這樣說：這排柳樹教會我怎樣使用語言。”

1948年夏天到1949年夏天，汪曾祺在北平午門的歷史博物館工作了一年。他後來回憶：“到了晚上，天安門、端門、左右掖門都關死了，我就到屋裡看書。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門旁邊，據說原是錦衣衛——就是執行廷杖的特務值宿的房子。四外無聲，異常安靜。我有時走出房門，站在午門前的石頭坪場上，仰看漫天星斗，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就我這裡一點是熱的。”

錢穆是無錫人，他在20歲上下的時候，大約有一年時間，每週都坐船來往於家鄉的梅村和盪口兩鎮。他晚年回憶說：“餘坐船頭上，讀《史記·李斯列傳》，上下千古，恍如目前。餘之讀書，又獲深入新境，當自讀此篇始。”

曹聚仁20多歲時，在暨南大學教書。學校設在距上海十多公里遠的真如鎮，那裡還是曠野，一派野趣橫生的景緻。曹聚仁說：“那時的真如，可以說是十足的農村生活，環繞暨南四周圍的村落，都是平房，和我自己家鄉的農村差不多，因為海風大，絕少有樓房。散散落落，有幾處園子，連帶有幾座樓房，那都是上海大戶人物的郊外別墅，假日消閒之地，並不出租的。後來，我和張天放師，總算找到了一所靠近楊家橋的樓房一同住下，當我們厭倦於上海塵雜生活的時候，這是很好的新環境。”“住在洋樓裡，欣賞農村景物，當然是高雅的，隔籬桃花盛開，一陣風過，送來了菜花香，豈不是羲皇上人？這樣的詩意生活，我是領會得的。”

1924年6月，周作人去山東講學，6月1日車抵濟南，他在一封信中說：“十點鐘車到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