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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無國界，然而科學家是有國界的。中國的科學家們很少有單純的“為科學而科學”的，而是以振興民族為己任，走“科學救國”的道路。從早期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到範旭東、侯德榜、梁希、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灝，乃至後來的錢學森為代表的建國初期的一大批“海歸派”學子，莫不如此。詹天佑在《告青年工學家》一文中說：“觀乎我國工學界，則所發明者尚稀有所聞，其智力不若歐美，而司梯芬生、瓦特、弗蘭克林、毛利之流，不能產生於中國耶？曰否”。他告戒青年科技人員，要“視公事如家事，以己心諒人心，皆我青年工學家所必守之道德也”41。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錢學森等一代人，他們都是懷著“學業有成，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得知新中國成立，不顧威逼，不受利誘，經過千難萬險返回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其二，舊中國長期處於經濟落後、貧窮的歷史條件，使中國的科學技術知識分子更具有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許多人是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進行科學研究和實驗的，資金不足，裝置落後，並沒有把他們難倒，而是因陋就簡，利用現有條件，做出很大成績。這一傳統為後來搞“兩彈一星”（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的功臣們所繼承和發揚，在外國人嚴密封鎖，基礎工業落後，工作生活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創造出驚人業績。還必須看到，經濟落後的歷史條件也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除少數尖端人才外，一般科學技術工作長期不被重視，一部分人學非所用，一部分人勞而無功，不少人的才能被埋沒。這種狀況，制約了科學技術本身的發展。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才得以改觀。

其三，在漫長的一個多世紀，中國社會一直處於艱難的改革程序中，政治的風波，社會的動盪，幾乎把社會上的一切人都捲入進來。中國的科學技術知識分子們，一直處於主觀上想遠離政治，而客觀上又離不開政治的矛盾之中，從而構成他們曲折、複雜的人生之路。有的堅持“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而不能，有的抱著“學會數理化，誰來也不怕”的忐忑心理，有的為了科學發展的需要，不得不與統治者合作，有的面對白色恐怖，取代人文知識分子位置，成為民主鬥士。美國人艾爾文·古得納在其一本研究知識分子的書中，對這一社會現象，做了如下分析：

“在招收大學教師受到政府嚴密控制的國家，如以色列，共產黨

員及任何看來傾向共產黨的人幾乎沒有機會被大學僱傭。所以，在中

東的某些地方，通常教師和其他人文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相對謹慎，而

醫生、工程師和律師由於其‘獨立性’，可能更多地公開表現他們的

激進。人們會記得切·格瓦拉是位醫生，喬治·哈巴什也是，亞瑟·

阿拉法特曾作為工程師受過培訓”42。

高爾基與列寧的知識分子理論（1）

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與列寧的知識分子理論

俄國十月革命以前，由於多數群眾處於文盲狀態，與知識分子存在著很深的隔閡，再加上各種黨派鬥爭的錯綜複雜性，這些歷史條件使得列寧側重以現實的###和黨派鬥爭角度看待知識分子問題。他認為：“大學……講堂在平時是專門用教授的哲理麻醉青年人的頭腦、使他們成為資產階級和沙皇政府忠實奴僕的地方”43，“‘大學生’屬於中等階層，屬於‘學者’，屬於‘紳士’，所以他對於人民是異己分子”44，“當代大學生有六個政治派別：反動派、漠不關心派、學院派、自由派、社會革命派和社會民主派”45。1905年4月，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第9條的發言》中警告全黨，對參加革命黨派的知識分子必須提高警惕：“一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