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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21日）甚至連曾鎮南這位思想比較正統的評論家，也被《棋王》感動得忘乎所以，在文章中開宗明義寫下：“我讀《棋王》，一下子就被攫住了。這是一篇奇異獨特的文字，那味兒似乎還不曾在別的任何名家或新秀筆端流出過。屏住氣讀下去，酸甜苦辣，真人生在眼前逼現，真世味在心裡滾動，有幾處我的眼睛濡溼了。”（《異彩與深味——讀阿城的中篇小說〈棋王〉》，《上海文學》1984年第10期）

客觀地看，《棋王》當時的轟動，不僅僅是因為藝術上的出類拔萃，可以說它具備了包括天時、地利、人和在內的一切成功的要素。對於中國文學而言，1984年是一個重要的年頭，在經歷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階段之後，在經歷過有關“朦朧詩”、“現代派”、文學“主體性”問題的討論之後，一個文學創作“個人化”的時代，已是呼之欲出。這是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劃時代的事情。近代以降，由於嚴峻的民族生存危機，啟蒙救亡成為壓倒一切的主題，文學義不容辭地成為救國救民的武器，成為時代精神的號筒、*的工具，個性的喪失和文學本性的異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結束，否極泰來，社會進入較正常的軌道，文學逐步擺脫政治的控制，迴歸自己的世界。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文學獨立、個人化的運動，是在“文化尋根”的背景下發生的。事實上，早在此前，與這種“尋根”意向呼應的作品已出現，如汪曾祺的《大淖紀事》、《受戒》，賈平凹的《商州初錄》，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說”，等等。與此同時，拉美作家借重本土文化資源，在20世紀後半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創作成就，尤其是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八十年代初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作家，使他們相信：如果將自己的創作植根於悠久而豐富的民族文化傳統之中，以中國人的感受性來吸收消化改造西方的觀念和形式，必能取得獨創性的成就。李慶西在《尋根：回到事物本身》一文中這樣疏理“文學尋根”的來龍去脈——

1984《棋王》（2）

一、新時期文學走向風格化之初，作家們首先獲得了一種“尋找”意識。尋找新的藝術形式，也尋找自我。

二、“尋找”意識的產生，與通常所謂“價值危機”有關，也與文壇的“現實主義”的危機相聯絡。因而，許多作家從藝術思維方法和感覺形式上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

三、西方現代主義給中國作家開拓了藝術眼界，卻沒有給他們帶來真實的自我感覺，更無法解決中國人的靈魂問題。也就是說，藝術思維的自由不等於存在的自由，正如有人認為的那樣，離開了本位文化，人無法獲得精神自救。於是，尋找自我與尋找民族文化精神並行不悖地聯絡到一起了。

著眼於這個大背景，《棋王》的意義就比較清楚了，說它直接引爆了那場“文學尋根”運動，也未嘗不可。總之《棋王》發表五個月後，《上海文學》雜誌與浙江文藝出版社聯手，在風景如畫的西湖邊召開了文學座談會，回顧過去，預測未來，探討新時期文學如何突破既有藝術成規，更上一層樓。阿城是這次會理所當然的受邀者。據與會者季紅真的描述：會議期間，阿城“時而莊重，時而詼諧。莊重時如一個受苦受難的耶穌，詼諧時則如一個大頑童。”在一次發言中，他大談中國文化，情緒激動，結尾一句是：“一個民族是不會忘記自己的文化的”，眾人一時被震懾，會場上鴉雀無聲。（阿城《俯仰天地的魂魄》，《芒種》1995年第1期）這次座談會的效應幾個月後就顯示出來：韓少功在1985年第5期《作家》上發表了《文學的“根”》，鄭萬隆在1985年第5期《上海文學》發表了《我的根》，李杭育在1985年第6期《作家》發表了《理一理我們的根》，阿城在1985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