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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沒有潘金蓮就沒有《金瓶梅》。《金瓶梅》是為潘金蓮、李瓶兒、春梅立傳的。金、瓶、梅三形象，分別具有不同的個性美，共同具有叛逆性。她們性格多面、複雜，精神苦悶壓抑，人生道路曲折。三女性形象比西門慶形象更加豐富、更加成功，更具有社會意義。作者對女性人性有很深的探索與體驗。在作者筆下，三女性均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有活力、有性力。她們叛逆封建倫理道德，不滿男性中心社會，有很強的自我意識，爭生存、求性愛，不逆來順受，不安於現狀，反叛三從四德。作者透過三女性形象，質疑理性，關注身體，批判了“女性性力弱”、“女子無才便是德”、“淑女人格”的傳統觀念，衝擊了“溫柔敦厚”、“樂而不淫”的傳統審美意識。

《金瓶梅》讀法新編（2）

以市井平凡人物為主要角色，貼近現實日常生活。不再是帝王將相、神魔、英雄的傳奇，標誌著中國小說創作進入一個歷史新階段。《金瓶梅》成為中國小說藝術史上的里程碑。6。解讀《金瓶梅》，重寫中國小說藝術歷史：《金瓶梅》是中國長篇寫實小說之祖，是具有近代現實主義小說藝術特點的開山力作。《金瓶梅》中有“以前的作品裡所不能達到的新東西”（李長之《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是一部“偉大的寫實小說”，“可謂中國小說的發展的極峰”（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紅樓夢》繼承與發展了《金瓶梅》的藝術經驗，可以說沒有《金瓶梅》，就不可能產生《紅樓夢》。《金瓶梅》與《紅樓夢》是中國小說藝術史上的兩種典範、兩個高峰。《金瓶梅》與《紅樓夢》都打破了傳統的思想與寫法。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的《金瓶梅》與《紅樓夢》二書，描寫範圍之廣，情節之複雜，人物刻畫之細緻入微，均可與西方最偉大的小說相媲美”（美國學者海託華撰《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金瓶梅》與《紅樓夢》的藝術成就是屬於過去的，也是屬於未來的。是屬於中華民族的，也是屬於全世界的。《金瓶梅》與《紅樓夢》是中國小說藝術史的制高點，也是世界小說藝術史上的制高點。《金瓶梅》與《紅樓夢》作品偉大，意蘊無窮，其蘊涵的美學思想與藝術營養，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認為肯定了《金瓶梅》的高度成就，就是貶低了《紅樓夢》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在中國小說藝術史的著作中，給《三國》、《水滸》列專章論述，而只給《金瓶梅》一小節的地位，不予充分肯定與評價，是不符合文學發展史實際的。攀登兩座高峰，俯瞰中國小說發展的全貌全景，重寫中國小說藝術史，這是二十一世紀應完成的艱鉅任務。7。毛澤東對《紅樓夢》給予很高評價，引以為民族的驕傲。他在日理萬機的歲月裡，同時認真研究了文學鉅著《金瓶梅》。他特別注意作者對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描寫。他說：“《東周列國志》寫了很多國內鬥爭和國外鬥爭的故事，講了許多顛覆敵對國家的故事，這是當時上層建築方面的複雜尖銳的鬥爭。缺點是沒有寫當時的經濟基礎，當時的社會經濟的劇烈變化。揭露封建經濟生活的矛盾，揭露統治者和壓迫者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寫得很細緻的。”（轉引自逄先知《記毛澤東讀中國文史書》）《金瓶梅》寫商業活動，反映經濟領域的矛盾，是《紅樓夢》中沒有或少有的。

已有學者注意從貨幣文化視角解讀《金瓶梅》，作者描寫能掙能花的商人形象，表現出錢是活的，在交換流通中增值的貨幣觀，完成了由農耕文化貨幣觀向商業文化貨幣觀的轉變。由以德禮為中心的重義輕利，轉向以“金錢崇拜”為中心的重利輕義，尋新求變的商業文化精神。有了求新尋變的精神，促使作者在表現形式上走向平俗化與個體自由化。敘述視角由群體轉向個體，由編故事轉向寫人性，顯示個性。（許建平《金瓶梅中貨幣觀念與審美價值的邏輯走向》，見《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