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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體細節饒有興味）……王小波的性觀念相當陳腐，幾乎都是當代的蘭陵笑笑生”（趙振鵬《王小波，你是隻什麼鳥？》，《北京文學》1999年1月號）

王小波的辯護者也大抵在“人性”層面上理解小說中的性，覺得其中“洋溢著人文主義的內容”：“小說中兩性關係的描寫，均發生在一個人性被扭曲的時代。王小波用人類最原始的生存方式，來表達他對人性的呼喚……《黃金時代》的性描寫寄託了作者的理想。”（冷草《王小波和〈黃金時代〉》，《藝術廣角》2000年第3期）他們將《黃金時代》對接新時期以來的人道主義思潮，從中讀出的居然是“超越與飛昇”：

王二以*領域作為最後的抗爭陣地，分別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情境下和幾位女性演繹出一幕幕不無放縱又不失純美的驚心動魄的*故事，並且不厭其煩甚至十分熱衷地向組織如實地詳盡地交待問題的每個細節，以身體語言訴說著愛情的勢不可擋和驚人的浪漫美麗，言說著叛逆精神驚世駭俗的激情與力量，針對荒誕歲月裡的荒謬和苦難進行最徹底的反諷和最決絕的反叛，以價值層面上的勝利來燭照慘淡歲月所遮蔽不住的青春、熱情和智慧，從而最終以瑰麗的卓絕的飛翔姿態完成了對於苦難、荒謬的永恆超越，對於生命自身的美麗飛昇和對於生命本真的虔誠皈依。（王衛紅《永恆的超越和美麗的飛昇》，《作家報》1997年10月23日）

批判者與辯護者都對《黃金時代》存在著嚴重的誤讀，他們囿於傳統的閱讀習慣與思維定式，強行將《黃金時代》放置在“人性—道德”這一譜系裡去理解，只能得出方圓鑿枘的結論。論及誤讀的程度，王小波大致可以與王朔比肩，只是向度不同：王小波被大大的矮化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994《黃金時代》（3）

確實有人用類似看王朔的眼光來審視王小波：“從作家本體的意義上來說，王小波為了消解崇高，不惜將自身的痞氣強加給其他的知識分子，甚至在擺脫了荒謬時代之後仍然如此……他消解著荒謬的時代，他借的工具是性：他消解著一切，他借的工具還是性。不僅如此，他的最大失誤（或者說是錯誤）在於消解的後果。……如果一個人是為了消解而活，那麼，他活得未免太過悲哀了吧？”（劉旭《精神騎士還是高等無賴》，《青春》1998年第2期）看來，王小波的小說對許多讀者來說，陳義過高。

《黃金時代》完全不同於以反思“*”與詠歎青春的“知青小說”，它也並不歌頌人性的美好和對自由的追求，充斥全篇的*描寫並非為了讚美男女間的愛情，也並非僅僅以此作為反抗專政壓迫的武器。相反，陳清揚並不熱衷於*，“她所討厭的是使她成為破鞋那件事本身”，她對於　“被稱為破鞋”耿耿於懷，寧願成為真正的破鞋，被人抓去出鬥爭差，“每次出過鬥爭差，陳清揚都*勃發”，因為此時的*使她“終於解脫了一切煩惱，用不著再去想自己為什麼是破鞋，到底什麼是破鞋，以及其他費解的東西：我們為什麼到這個地方來，來幹什麼等等。”尋找某種真實的身份，即使是被判決為罪惡的身份，也遠勝於被“設定”為某種身份。陳清揚與王二將*作為武器，是為了反抗現實生活的荒謬，是一種讓人暫時擺脫深重的荒謬感受的解毒劑：王二先是想向人證明自己存在，在遭到隊長報復後，又“真想證明我不存在”。只有與陳清揚*，“在這種時候，我又覺得用不著去證明自己是存在的”。“存在”是人生的大命題，但在一個荒謬的處境中，存在與否，都無法指向任何美好，藉助*逃避也許是唯一的出路。一旦這種處境結束，*就失去了其必要性。

最荒謬的是，一旦陳清揚在檢討中承認自己曾在一瞬間愛上了王二，陳清揚的“清白”就被玷汙了，這是她“真實的罪孽”。在異常的生活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