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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電視臺播放的節目《我們留學的日子》讓母親的眼淚一串一串地流。母親一定是把鏡頭裡海外學子的悲壯全部幻化在女兒身上了。女兒也的確在東瀛路上留下過一筆生命線段，這生命線段中同樣藏滿了故事……

十年前，我怎麼會去了日本？想起來，至今恍然如夢。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我收到了（前）西德一個大學研究生院的錄取通知書並獲准了獎學金，我決定西行，加入時代的留學大潮。可偏偏鬼使神差，一個偶然的機會竟使我改道東渡了，從此開始了我的遙遙東瀛路。

我不曾在料理店洗過碗，眼前的這雙手依然纖細嫩白；我不曾住過三四平方米的小屋，家裡的走廊還能容納一盆君子蘭；我不曾為簽證憂心忡忡，護照上總是如期多了一塊方章，年復一年；我不曾受學費的重壓，當我入不敷出的時候，學費總是得到了減免。在這幾個“不曾”的範疇裡，我未與很多同胞共難。但是，在日本島上我畢竟還是流下了太多的淚水，承受了漫長的孤獨歲月。

初到日本的一個晚上，我在衛生間讀了好久的書，反正也沒人等著上廁所。不料，當我走出廁所，家裡已是一片“汪洋”。放在走廊裡的舊洗衣機轉著轉著出了毛病，釀成水災。我明明知道於事無補，還是慌忙給朋友撥通了電話。

“打電話也不看看時間。哭什麼呀？只能怪你不好。”被電話鈴從夢中驚醒的朋友生氣了。樓下的房東“咚、咚、咚”地跑上樓來，“水漏到樓下了！”砸門聲震天動地。十萬火急之下，我從床上一把抱起家裡僅有的一床被褥投入水中，一邊跪著堵水一邊流淚……

夜晚，我躺在榻榻米上，身上蓋著一條床單，床單上是我箱子裡所有薄薄厚厚的衣服的“平鋪”。我一動也不敢動，因為一動身子，我的“被子”就會碎。

雖然被褥曬了好多天也不幹，但我的眼淚卻乾得很快。我每天早上精神飽滿地去日本語學校學習日語，逢人便說早上好！下午我在一家軟體公司做工。公司的上上下下對我關懷備至。我宿舍裡的全部用品幾乎都是大家捐獻的，當然也包括那臺漏水的老舊洗衣機。幾個小夥子還羞答答地湊過來跟我說英語，爭著為我講解業務。我緊張而快活，一點也不想家。可惜好景不長，公司的一位老姑娘開始和我過不去。

我有一件從北京帶來的蠟染服，它使我十二分的“江南閨秀”，北京的朋友都這麼說。可是老姑娘卻說在日本它只適合當圍裙。我過生日的時候，有一位非常關心我的青島女士送給我一塊裝飾手錶。我覺得戴上它才不辜負她的盛情。

第二天，我專門選了一件與手錶同色的淺藍色上裝上班去了。不想老姑娘笑我說：“這表是兒童手錶，你戴它不難為情嗎？”後來，她又問過我一系列奇奇怪怪的問題，比如“你們中國人吃的米是白色的嗎？”“你們北京人喝水是用水管送還是上山挑？”等等。她還當著我的面邀請公司所有的人去聽她姐姐的鋼琴演奏會，惟獨不叫我。好像我只是公司的一臺計算機、一把椅子一樣。我的自尊心屢屢受傷，晚上回家一出地鐵眼淚就忍不住了。“你也曾留學美國。在異國他鄉也遭同樣冷遇，你該如何感受呢？”在心中我無數次與她對話。

就在發冬季獎金之前，我辭職了，毅然決然，想表達的只有一句話：“我不是難民！”當時，我還年輕，自尊心完全沒有彈性。

（二）

我順利考進了東京大學大學院。帶著這個好訊息，還帶著一大堆百日元小禮品我飛回了魂牽夢縈的北京。爸爸的牙只剩下孤零零的一顆了，媽媽的頭髮花白了，從首都機場到家的路上，我們三個人擠在了計程車的後座，六隻手始終沒有分開。

一進家門，兩個大紅燈籠高高地掛在走廊，上面是爸爸的飽墨楷書“帥府”，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