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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之前，王朔已經發表了《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頑主》、《橡皮人》等中篇小說及一些短篇小說，引起了一些關注，但其作品明顯不屬於任何一種思潮或一個流派——直到如今，諸多當代文學史將王朔置於何處，仍是一個讓主事者頗費思量的問題。這意味著他無法被放置在某種現成的解釋框架中，因之也就無法在學術與評論生產體系中獲得足夠的注目。

改變出現在1989年。從1988年末至1989年初，幾個月內，有四部根據王朔小說改編的電影面世，分別是西安電影製片廠黃建新導演的《輪迴》、峨眉電影製片廠米家山導演的《頑主》、深圳影業公司葉大鷹導演的《大喘氣》和北京電影製片廠夏鋼導演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據王朔自己回憶，當時的計劃甚至是一連推出八部。

王朔說，這些電影讓他“第一次在社會上有了知名度”，《中國電影報》、《電影藝術》編輯部及中國影評學會還聯合召開了王朔電影研討會，這也引發了從電影界到文學界，長達四五年之久的關於王朔的爭論。

一篇電影評論點出了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所有的評論者在討論幾部電影時，都不把它們看作各自導演的作品，而是統一視為“王朔電影”。以一個原著者的名字統括一批電影，這在電影史上不僅空前，大概也會絕後。這表明，討論者的重點，不是放在電影的藝術成就或表演風格等方面，而是聚焦於這一系列作品的人物形象上——當時一種激烈的說法是，這些電影都是“痞子寫，痞子演給痞子看”的。

批評或肯定“王朔電影”的雙方論者之間，較為明顯地存在一條年齡的分界線：批評者多屬“老一輩”，如邵牧君指出電影界一轟而上改編王朔小說的原因是“希望找到一條既能對觀眾起到補償和宣洩娛樂效果，又能比較貼近現實生活，但又不敢冒犯當局慘遭禁映的新路”，“王朔小說對電影創作者具有吸引力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它對某些敏感領域（主要是性心理禁忌）採取調侃、打諢的方式來實施攻擊或表達異端思想”（《王朔電影熱緣何而起？》，《中國電影報》1989年3月25日）。他認為雖然這些電影藝術質量都不弱，卻無法算作好電影，因為電影導演們“過分看重它們忽略了它們在思想意識上的淺薄、粗鄙和邪惡”（《人，不能這樣活著》，《解放日報》1989年4月12日）。唐達成在《中國電影週報》上撰文，稱“頑主”是些“滑出生活軌道的人”，希望王朔“作為作家不要和自己筆下的人物站在同一水平上，不要玩味、欣賞、醉心那樣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王朔的作品雖然“導演願拍，觀眾願看，但仍然有一個如何表現的問題”。劉聃則認為“頑主”式的玩笑人生不值得表現與肯定：“強調社會等級、泯滅獨立人格的主奴心態，和否認人類道義、追求極度個人化的‘頑主’心態，不過是一枚舊硬幣的正反面，在今日之中國，兩者都是對人道主義的僭越，是對現代化程序的反動。“（《人道的僭妄和美學的貧乏》，《文匯報》1989年4月11日）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1987《頑主》（2）

正面評價也有著相同程度的猛烈，如白燁認為王朔電影中的人物準確地說是“浪子”，在這些“浪子”身上，王朔“把他自己對於複雜社會現實的認識與感受揮灑得淋漓盡致，使作品頗具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之妙韻，很能引起觀眾的共鳴與共識，使人們由輕鬆的觀賞進入深沉的思索，從而由熟悉而又陌生的‘浪子’的情緒、際遇與命運思考社會生活變動中的諸種問題”（《王朔電影作品的意義》，《中國電影報》1989年3月15日）。陳曉明則將王朔的意義定義為“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衝擊：“他們是都市中不安分的魂靈，是我們時代生活的反抗者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