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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作品的特點是，用通俗手法表現深刻內涵，情節和細節雖然荒誕，但寫出了中國古代文化的魅力”，同時強調“文壇長期不談金庸是不公平的，他的作品豐富了中國小說的型別，有推崇、肯定的內在價值。我們編選的這套書也是力圖透過這種新奇排列，為文學界帶來一種新穎的眼光”。　。。

1994《射鵰英雄傳》（3）

同年10月25日，金庸被北京大學授予名譽教授，在金庸先生的受聘儀式上，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嚴家炎教授發表《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一文作為賀辭，稱“金庸小說的出現，標誌著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的經驗來改造通俗文學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並指出“如果‘五四’文學革命使小說由受人輕視的‘閒書’而登上文學的神聖殿堂，那麼，金庸的藝術實踐又使近代武俠小說第一次進入文學的宮殿。這是另一場文學革命，是一場靜悄悄地進行著的革命，金庸小說作為20世紀中華文化的一個奇蹟，自當成為文學史上光彩的篇章”。此後，1995年，嚴家炎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程，正式將金庸的武俠小說引入中國最高學府文學研究的殿堂，甚至有人評說：北大成了“金庸研究重鎮”。

這一系列舉動在學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議，正當一批學者驚喜的發現文學史中的“新鮮血液”，認為金庸作品為“溝通雅俗”提供了重大推動力量，並試圖將金庸引入正統文學史的時候，批評界亦傳來了反對呼聲。1994年12月2日，《南方週末》上發表鄢烈山一篇名為《拒絕金庸》的文章，文中將武俠小說定性為“下流”，“先天就是一種頭足倒置的怪物”，“用生花妙筆把一個用頭走路的英雄或聖人寫得活靈活現”；廣西師大中文系的林煥平教授也曾在1995年3月號的《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關於文壇重排座次的問題》一文，文中首先肯定了金庸小說中幾個明顯的特點：1、金庸有比較豐富的歷史知識，對明清兩代瞭解較深，所寫小說大體以宋金元明清為歷史背景，對照歷史來寫，是一個創新；2、金庸的武俠小說重視塑造人物，以人物帶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寫出栩栩如生、光彩奪目的人物形象；3、金庸的武俠小說大多是長篇，故事情節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結構龐大，氣勢磅礴；4、雅俗共賞是金庸小說的藝術魅力之所在。同時，文章還針對“金庸熱”現象中的諸種論點提出反駁，認為金庸小說是新派武俠小說，只是現代小說中的一種型別，而並非現代小說的發展方向；金庸小說並非以“五四”新文學、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工農兵文藝以及當今的社會主義文學為革命物件，欲求建立新的文學傳統，因而不能稱之為“文學革命”；對於重排文壇座次的問題，文章進行了嚴厲的反駁：“七、八年前，有人提出現代主義是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要重寫現代文學史，受到文藝界的批評。今天，又有人提出金庸小說是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而重排文壇座次，使人感到是不是七、八年前重寫現代文學史的主張在新的情況下用另一種方式付諸實踐？”

針對這些反對意見，嚴家炎以《答“拒絕金庸”——兼論金庸小說的文學史地位》一文對上述文章的內在邏輯進行反駁，並在日後多篇文章中指出，金庸小說之所以受到不同年齡、不同立場、不同文化背景讀者的廣泛追捧，其原因大致為：1、金庸小說是有思想的娛樂品，武俠小說作為通俗文學具有娛樂消遣性，但金庸小說幾乎每一種都有不同程度的比較深刻的思想，拿《射鵰英雄傳》來說，不但塑造了郭靖這個“為國為民”的大俠形象，而且透過臨近結尾時郭靖和老年成吉思汗的一番政論，探討了什麼樣的人才算真正的英雄。成吉思汗回顧自己的一生，志得意滿，覺得自己東征西討，建立的國家大到無與倫比，古今英雄沒有誰能夠比得上他。郭靖卻不同意，他說：“自來英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