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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大學，在一封寫給胡適的信中，他說明了到安大的理由：“弟所以跑在安慶那樣穢濁的地方討生活，一來是因為安慶有個中學（全省僅剩這一個碩果），小兒可以讀書；二來是受生活的壓迫，所以才忍恥含垢在那裡鬼混，過的生活真苦極了。終日要和一班不相干的人們周旋，簡直是娼妓一般。”

30年代，劉文典在北大開設“校勘學”課程，由於選課的學生少，學校便讓他在教員休息室上課。第一次上課，中文系沒有為他做好課前準備工作，他見狀，大發脾氣道：“這個課我教不了！我沒法教！”學生們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教員休息室的工友送上熱茶說：“那哪兒成！像您這樣有學問的先生，北京大學有幾位？您不叫，誰教啊！”劉文典這才消了氣，轉怒為喜，接著講課。

劉文典潛心研究莊子多年，1939年，他出版了《莊子補正》（附《莊子瑣談》）一書。此書由陳寅恪為之作序，陳在序中毫不吝嗇讚美之辭。此書一出，劉文典便有了“莊子專家”的美譽，劉自己亦當仁不讓。他每次上課講《莊子》時，開頭第一句總是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莊子》，別人就更不懂了，足見其自負。

有人問劉文典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時，劉口出狂言說：“古今以來，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我劉文典，第二個是莊周，另外半個嘛……，還不曉得！”“另外半個”一直說法各異，有人說劉說的是某位日本學者，也有人說是馮友蘭或馬敘倫，因為二人均從哲學角度講莊子，只能算半個。

王彥銘在《劉文典先生的一堂課》中記載道，劉文典一次上課曾講元好問、吳梅村的詩，講完後道：“這兩位詩人，尤其是梅村的詩，比我高不了幾分。”

劉文典上課講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時講的頭頭是道，但到生活中，他卻忘了課堂上講的理論了。他素來看不起新文學作家，認為“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當他獲悉西南聯大準備將沈從文提升為教授時，勃然大怒，公開在課堂上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麼？”

當西南聯大開會討論沈從文提升為正教授時，眾人都舉手同意，惟有劉文典表示異議，他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

西南聯大時，一次跑警報時，劉文典看到沈從文從他身邊跑過，他立刻面露不悅之色，顧不得自己跑的氣喘吁吁，轉身呵斥道：“你跑什麼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

張中行在《劉叔雅》一文中也記載過此事：“……有一跑警報，一位新文學作家，早已很有名，也在聯大任教，急著向某個方向走，他（劉文典）看見，正顏厲色地說：‘你跑做什麼！我跑，因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講《莊子》。’”

文中子在《劉文典：“半個教授”》中寫道：“劉文典素來看不起新文學和新文學創作家……他在西南聯大的課堂上又開始講笑話：‘警報一來，一定要跑。我雖很窮，亦必借錢坐車逃出城外。你們要知道，我還沒有盡傳所學給你們。如果我被炸死，中國文化就被炸去一大半去了。沒有中國文化，日寇就會更猖狂了，所以一定要跑警報。’有一次，他老人家氣喘吁吁地跑到城外防空壕中，恰逢新文學健將沈從文。劉就大聲問沈：‘你何必躲警報？’……”

沈從文的妻妹張充和是劉文典的學生，她也確認過劉文典藐視沈從文之事，但她說，所有用白話寫作的人其實都入不了他的法眼，連胡適在內。她認為劉雖然對沈有偏見，卻並無惡意。她說，劉都不把自己當一回事了，世人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