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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常，定天下次序，唯其如此，天下方可井然有序，士農工商各安其事，國泰民安。”

說去說來，終究又回到了儒、道、法之爭。

王夫之對儒家空談仁義，不重實務是深惡痛絕。

見劉宗周又一味的強調仁義德化，而避於務實，他立即反駁道：“劉編修所言，有失偏頗，就拿明初而言，明太祖定八股，重朱程理學，君臣父子，尊卑長幼、綱理倫常之說甚於歷朝，豈不乃有燕王以臣弒君之事？”

“那是明太祖嚴刑酷法有失仁德。”

“然文景、貞觀有失仁德乎？”

“文景、貞觀未失仁德，卻失之綱常不張。”

激烈的辯論進行到這裡，聽上去是王夫之落到了下風，但他卻依舊自信滿滿，讓人有些不明所以。

只見他一振衣冠，朗聲說道：“照劉編修所言，只要施仁德，重綱常，便不會有謀逆之事發生了？”

“然也！”劉宗周大聲作答，不避不讓。

王夫之談然一笑問道：“聽劉編修所言，並不否認洪朝一朝重綱常，只是失於仁德。”

“然也！”

“然劉編修先前說過，洪武年間，嚴百官，厚諸王，以剝皮充草之嚴刑酷律待百官，以分封厚賜待諸王。可見明太祖仁德之薄，乃薄於百官，而非諸王。

其待諸王，可謂是優渥有加，仁至義盡。換而言之，洪武待諸王既講綱常，又施仁德，然起兵謀逆者，恰恰是燕王，對此，不知劉編修何以自圓其說？”

王夫之這番辯駁，確實精彩之極，竟把大師級的劉宗周駁得啞口無言，一時無以作答。

王夫之以一種勝利者的姿態，抱圓對秦牧一揖，朗朗說道：“陛下，由此可見，施仁德，重綱常，導民向善，此固人君所應奉行之。然光靠仁義道德，綱理倫常，並不足以保社稷安定、百世平寧，是以須施以律令，嚴然約束，防範於未然也！”

王夫之並沒有全然否定儒家，但卻更強調法家，以法制釐定一切。

當然，他的中心思想還是“寬以養民，嚴以治吏”。

換以言之，他的思想是對待百姓，當以寬仁教化為主。而在吏治上，卻提議用嚴法加以約束，以清吏治。

在他看來，一個百姓再壞，養成的損害也是有限的。

而一個官員要是壞了，那就是禍害一方。

就內心而言，秦牧是非常欣賞他的這套治國理念的。

但秦牧也知道，為人君者，不能過於理想化，君主統治的基礎，在官不在民。

如果過於苛待官吏，不免要動搖統治基礎。

洪武之世，將兵權都交到兒子手上，官吏掌控的兵權有限，他行嚴刑酷法也沒人能造反。

但現在自己就秦業一個兒子，若是也象洪武帝那麼幹，後果如何很難想象。

所以說，王夫之的治國之道雖然好，但有些不合時宜，需要國家穩定，等大秦正統深入人心之後才可以施行。

以法治國的思想，商鞅還說過一段說：法枉治亂。法枉治亂，任善言多。治眾國亂，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國治，言息兵強。故治大，國小；治小，國大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仁義不足治天下也！故，殺人不為暴，寬刑不為仁。

秦牧個人覺得，這絕對是非常經典的。

多做的人少說，多說的人少做。

只說不做國弱，多做少說國強。

這些理論實實在在是在打儒家的臉，儒者多是嘴上有千言，胸中無一策，一味強調仁義道德，易成虛偽。

殺人不為暴，寬刑不為仁。商君之道，說到底，大仁不仁。

當然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