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奢侈無可挽回地陷入債務之中。後來,到了11月份,他在跳蘇格蘭高地舞時,扭傷了腳踝。這場事故引發了他身體的全面崩潰。他經常趴在床上,每隔三小時服100滴鴉片酊。侍臣威廉姆?弗裡芒特爵士(1766—1850)報告說:“他什麼也不願籤,跟誰都不談正事。”雖然親王的弟弟坎伯蘭公爵(1771—1851) 抗議說全是“假裝的”。弗裡芒特覺得,“他為眼前的一切如此擔心和困惑,覺得有必要採取斷然措施,他卻又深受困擾,全無勇氣,完全不知所措。”親王身體崩潰的現實,或者說他像奴隸一樣依賴鴉片的現實,是毫無疑問的。他深受折磨。他的醫生沃爾特?法古哈爵士(1738—1819) 如此說:“全身疼痛不堪,以致造成神經過敏,幾乎接近神經錯亂。”1812年親王從這場危機中恢復過來。但是,他的貪食和他的醫生不願違他的意,造成了他的鴉片酊用量斷斷續續但逐步地增長。

1820年繼位以後,他的惡習變得毫無節制。他狂飲櫻桃白蘭地和濫服鴉片酊,對此他的醫療顧問看法不一。威廉?奈頓爵士(1766—1836)認為,鴉片酊“會讓他發狂”;亨利?哈福特爵士(1766—1844) 認為,如果不給他鴉片酊,精氣會使他發狂;如果不有節制地給他服少量鴉片酊,他就會服更大的量”。這些放蕩沒有改善他的行為。樞密院書記員查爾斯?格雷維爾(1794—1865)發現他是“一個寵壞的、自私的、可惡的畜生。除了只知道讓自己快樂,什麼也不知道做”。1827年國王幾乎失明,兩眼白內障;痛風使他很難握住筆,一想到內閣會議就令他煩躁不安。例如,他需要服100滴鴉片酊,才能接見外交大臣阿伯丁勳爵(1784—1860)。政客和朝臣們把他那毀人的貪吃,嘲弄而奇妙地編成繞口令。威靈頓1830年4月問道,對於一個病人,你們認為他昨天早飯吃什麼?鴿肉牛排餡餅,他吃了兩隻鴿子和三塊牛排,大半瓶莫澤勒酒,一杯幹香檳,兩杯波爾圖葡萄酒,一杯白蘭地!前天晚上他服了鴉片酊,早飯前又是鴉片酊,昨晚也是鴉片酊,今早又是鴉片酊!”兩個月之後,國王駕崩。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三章 新發明的專利時代(3)

他的首席醫生亨利?哈福特爵士後來簽署了一份由外科醫生本傑明?布羅迪爵士(1783—1862)起草的備忘錄,作為反對中國鴉片貿易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份宣告等於是對鴉片造成喬治四世身體惡化的一份權威醫學評論。“當鴉片被用作醫用品的時候,無論它多麼有價值”,習慣性服用鴉片具有“最致命的後果——破壞消化器官的正常作用,減弱大腦還有身體功能,使沉溺於鴉片的人成為一個比無用更糟的社會成員”。喬治四世的臣民沒有多少人敬佩他。《時代》(The Times)雜誌上的訃文表達了一個19世紀工業化國家的憤怒的不滿:“永遠也無法使他明白金錢的價值”,他從不存錢;令人悲痛的是,國家首腦本應該成為人民的榜樣,卻過著那樣“浪費和揮霍的可鄙生活”。他的肆意揮霍玷汙了新興的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浪費的消費者,他體現了“一個發達、富裕、墮落社會孳生的所有罪惡”。《時代》沒有屈意奉承他。這份雜誌憤怒地說:任何一個人得到同胞的哀傷都比這位去世的國王多。有誰為他流淚?有哪顆心出自內心的悲痛而抽泣一下?”喬治的惡習,包括鴉片癮,在一個加速工業化的時代,與歐洲中產者的屬性簡直不同(鴉片臭名昭著的作用無益於節約或提高生產力)。借用布羅迪和哈福特完全代表19世紀早期態度的詛咒話語,他似乎“比無用更糟糕”。喬治四世那賣弄的鴉片癮;那在布賴頓的豪華帳篷,蓬上座座寶塔閃耀,類似東方君主的後宮,史學家們低估了他和他這一切對引起英國人反對鴉片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