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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比在北京時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鋼琴、鐘錶、收音機、西裝、皮鞋、眼鏡，買了又買，不厭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錢買廢物的門道比我多。她買了什麼東西，文繡也一定要。我給文繡買了，婉容一定又要買，而且花的錢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顯示皇后的身份。文繡看她買了，自然又嘰咕著要。這種競賽式的購買，弄得我後來不得不規定她們的月費定額，自然，給婉容定的數目要比文繡的大一些，記得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繡八百，後來有了困難，減到三百與二百。”

胡蝶成名時，還不興片酬一說，她在明星影片公司的月薪是2000元。其中實發1000元，另外1000元先賒著。此外公司還給她配了一輛專用小汽車。就這1000塊也並非小數，當時大米的價格僅為一石10元。

明星影片公司發跡之後，高層管理人員如總經理、經理、協理等也都隨之“闊”了起來：出入汽車，家裡廚子、聽差、奶媽、花匠等一應俱全。老闆張石川的妻子何秀雲就自稱同時用過七個僕人。

曹錕賄選時，熊秉琦任山東省省長。曹賄選的資本，據說以熊的“報效”為最多，前後達百萬元以上。1924年，熊秉琦下臺，卸任前在濟南、青島一帶大量收購黃金，致金價暴漲，輿論沸騰。他因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唯恐事發惹禍，回北京後整天疑神疑鬼。某晚，有隻貓在房上走動，熊便疑為刺客，命人包了幾百元鈔票擱在房頂，目的是“賄賂”刺客買命。幾天後，錢包還在原處。熊仍不死心，又差人將500元置於一偏僻處，故意讓人拾走，藉以“解冤”。但由於地方太偏僻，也沒人去“拾遺”。最後只好將錢放在顯眼的路邊，他的這個“心願”才算了卻。

張恨水24歲時到蕪湖《皖江報》當編輯，月薪8元。報社管吃管住，伙食不錯，自己一間房。他晚上寫兩篇短評後，常和同事上街逛逛，吃碗麵，再來幾個銅板的熟牛肉。

作家蕭乾，蒙古族，北京人，遺腹子，苦孩子。他自小寄住在三叔家。他還很小的時候，三叔就突然去世了。他還記得那天三叔剛剃過頭，是坐在椅子上死的。三嬸來回擺弄著三叔光禿禿的腦袋，厲聲責問：“怎麼，你就這麼把我們孃兒幾個撇下不管啦！”接著便號啕大哭起來。

演員陳強1918年出生在太原一個底層市民家庭。他不滿5歲的時候，便每天要幹三種活：一是晚上和姥姥提個煤油燈上街揀煤核。他揀的煤核不僅能供自家一天燒用，還能賣掉一桶。有一次他沒忍住對門煎餅鋪的誘惑，賣了煤核買油條，嘴上解了饞，卻捱了父親一頓痛揍；二是跟著父親去賣菜。一些買菜的婦女見狀，不免憐惜地嘆道：這孩子準沒娘。無形中多少起到些促銷作用——他家的菜確實比別人家的賣得快；三是領粥。施粥在當年是一種很普遍的“慈善工程”。陳強在家裡專司此職。粥領回來，一家人喝。陳強說：“我從小是喝粥長大的。”

有人說李叔同是從朱門入空門的典範。他出家時，除少量日常用品和一身布衣外，把所有家當散盡。夏丏尊說：“我所得到的是他歷年所寫的字，他所有摺扇及金錶等。”

1946年到1947年，山西省銀行駐天津主任閻孝先為閻錫山收購了大量美金，存在天津大陸銀行的保險庫裡。後來閻錫山指示匯一筆錢到美國，為數約200萬美元，說是作為他兒子閻志敏去美國留學的費用。

民國初年，朱啟鈐曾任陸徵祥內閣交通總長。當時，北京尚未風氣大開，朱家吃的用的，已完全歐化。家宴一律是西餐，僕役都穿白大褂，紫色背心。家裡所有裝潢擺設也一概西式。大概僅朱妻還保持著一樣“中式”愛好——搓麻。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由於美國是中立國，漢口的花旗銀行成了富人爭相光顧的去處。從新老軍閥、權貴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