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武宗李炎：會識人用人的英武之主（下）(第3/5頁)

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 經濟考量：佛教寺院規模龐大，不參與國家賦稅體系，這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損失。過多的僧侶減少了勞動力，影響農業生產和社會穩定。

- 個人信仰：武宗本人更傾向於道教，即位之初便召道士趙歸真等人入宮修道場，並親自受籙。一些道士利用這一機會鼓動滅佛，提出了關於“黑衣天子”的讖言，暗示佛教會對李唐皇權構成威脅。

- 政治合法性：有觀點認為，唐武宗透過崇道抑佛來鞏固自己的皇位合法性，因為道教具有皇家宗教的特質，能夠強化敬宗法祖的形象。

後續發展

儘管會昌法難對佛教造成了沉重打擊，但並未徹底消滅佛教勢力。唐武宗李炎離開後，他的後繼者唐宣宗李忱，不僅恢復了佛教的地位，還杖斃了之前參與滅佛的道士趙歸真等人。因此，會昌法難更多地是一次行政手段下的宗教改革，而非完全的宗教滅絕。佛教在一些半割據的藩鎮地區仍然得以儲存，從而為後來的復興奠定了基礎。總之，會昌法難是唐代宗教政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不僅改變了當時的宗教格局，也反映了統治者對於國家治理和宗教關係的複雜思考。

會昌時期的民族與對外關係

會昌年間，唐朝的外交活動十分活躍，展現了其作為東亞強國的地位和影響力。會昌二年二月，牂柯（位於今貴州一帶）和南詔（位於今雲南地區）派遣使者前往長安朝貢，表明了這兩個南方政權對唐朝的臣服和友好姿態。

同年九月，契丹首領屈戍表示歸順唐朝，被授予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的官職。盧龍節度使張仲武收回了回鶻曾經賜予契丹的舊印，並改賜唐朝鑄造的新印——“奉國契丹之印”。這標誌著契丹正式成為唐朝的附屬勢力，也體現了唐朝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有效管理和整合能力。

同年的十月，吐蕃贊普朗達瑪逝世後，吐蕃使者論贊等人前來唐朝通報哀訊。李炎派遣將作少監李璟前往吐蕃進行弔祭，此舉不僅表達了對盟友的尊重，也有助於維持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會昌四年（844年）二月，黠戛斯可汗派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人入朝進貢。黠戛斯可汗計劃遷居原回鶻可汗居住的牙帳，並請求出兵平定回鶻烏介可汗的具體日期及與唐軍會合地點。對此，唐武宗回應以詔書，表示將在當年秋季下令幽州、河東、振武、天德四鎮出兵屯守要道，攔擊回鶻和黑車子族的逃亡人員，並按照過去冊封回鶻的慣例冊封黠戛斯可汗。這次交流反映了唐朝與黠戛斯在對抗共同敵人時的合作意願。

到了會昌六年（846年）正月，南詔、契丹、室韋、渤海、牂牁、昆明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再次派遣使者入朝。十七日，武宗在麟德殿隆重接見了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使者，展示了唐朝的威儀與包容。特別是二十三日，渤海王子大之萼親自入朝覲見，進一步鞏固了兩國間的友好關係。

透過上述外交活動可以看出，會昌年間唐朝積極維護和發展與周邊各民族及國家的關係，既體現了大唐帝國的強大吸引力，也為邊疆穩定和社會和諧做出了貢獻。武宗及大臣們巧妙運用外交手段，在處理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取得了顯著成效，確保了唐朝在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

歷史評價

李德裕對武宗的評價

宰相李德裕在不同場合對唐武宗李炎給予了高度評價，特別是在軍事和政治決策方面。他曾在《資治通鑑》中提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這句話強調了唐武宗李炎在面對內外雙重挑戰時所展現出來的果斷決策能力。李德裕認為，正是由於武宗的堅定決心，才使得兩次叛亂得以成功平定。

此外，李德裕還為武宗撰寫了《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贊》，詩中充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