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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派出機構,權力僅次於黨中央。東北軍區副政委兼貴概縣縣委書記蘇登的資格很老,早在德欽丹東開書店的時候,他就在店裡當店員,賣書賣報,從事宣傳活動;抗日戰爭期間出任師長,在戰場上屢建奇功。他是一個很有修養的人,性格比較溫和。他手下有一個漢族的秘書叫李必雨的,原來是昆明一所中學的老師,因為在他二十六歲那年寫了一個舞臺劇《董小宛》,中國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劇本受到了批判,他本人也受到了批鬥,而且可能還要升溫。為了逃避這場無端的橫禍,仗著他有學生在緬甸人民軍中,就偷越了國境線,投奔緬共來了。透過他學生的牽線介紹,他受到了蘇登的諒解、信任和重用,先是給蘇登當中文秘書,後來為了便於下鄉開展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工作,給他安排了一個貴概縣副縣長的職務。他的學生多,互相串聯的結果,不久就有大批的雲南學生越過國境線來紛紛投奔緬共,還把他的老婆孩子也從昆明接到貴概縣來了。──那一段時間,中國青年投奔緬共的人很多,中緬邊境的邊防比較松,似乎也體會著發揚國際共產主義、支援緬甸搞武裝革命的意思。
1969年,東北根據地革命大批判的矛頭終於對準著蘇登來了,罪名是“開展階級鬥爭不力”,“用溫和的社會改良代替暴烈的社會革命”。不過由於蘇登的資格老,工作也沒出過什麼紕漏,無法把他定性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革命派”們就用了個“借刀殺人”之計,要他帶領一個營,到南方去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要用一個營的兵力去面對十幾倍於自己的兵力,還要開闢革命根據地,其艱苦與危險是可想而知的。
李必雨既然是蘇登的秘書,批判蘇登,當然不會放過李必雨。於是他剛剛逃出了虎口,又進入了狼窩:革命派把他“下放”到武工隊去當“負責人”,還給他配備了一名忠心耿耿的“警衛員”,三步不離左右。當然,這是負有特殊任務的,只要他敢於越過雷池一步,槍聲立刻就會在他背後響起。
出人意料的是,蘇登政委的一營人深入敵後,一路上不但沒被擁有36個營兵力的強敵吃掉,反而擴大了隊伍,果然在撣邦地區又開闢出一塊代號為“零五”的新根據地來了。
事情是這樣的:蘇登帶了一個營到達東撣邦的蕩菩雅山,正好碰見緬甸政府軍和自衛隊在夾攻一支崩龍族的部隊。蘇登政委立刻出兵助戰,趕跑了政府軍,消滅了自衛隊,解救了這支民族軍。於是兩家結盟,建立了革命根據地,部隊也迅速擴大了三倍。只是蘇登政委日夜操勞,只一年工夫,頭髮就全都白了。
1972年的大年初二,有兩個緬共的“中央大員”由蘇登政委派一個連護送到了東北軍區。李必雨前去迎接,發現護送的一個連只剩下42個人了。也就是說,途中經過激戰,犧牲了一百多人。不過總算把這兩個中央大員安全地護送到了。
這兩個中央大員,一個叫耶博巴當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是個瘦高個兒老頭兒,一個叫耶博昂明的是中央委員,是個黑得像非洲人的矮個兒老頭兒。此外還有一個身材苗條的女紅衛兵瑪薇。她原是仰光大學學生運動的中堅分子,也是中央根據地的歌舞能手。但是她行動遲鈍,目光呆澀,面部表情木然,嘴角老是掛著一絲兒苦澀的慘笑,不愛說話,好像是受刺激很深的樣子。
一個能歌善舞的大學生,而且還是學生運動的中堅分子,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說起來,這個人物有一段相當輝煌又相當慘痛的遭遇和歷史。從她的身上,就可以看出緬共所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種下的是什麼惡果了。
1963年秋天,緬共與緬甸政府在仰光舉行和平談判。為了促使談判成功,地下黨發動各種外圍組織積極配合,各學校的學生會領袖就組織學生上街遊行請願示威,瑪薇和她的未婚夫芒蘇敏都是當時最積極的學生會領袖。談